我的村庄依河而建，沿斜坡栉次鳞比的茅草屋不规则地掩映在一片绿柳翠梧中。四个生产队所种的地皆在河南岸，平日村民们劳作，都要经过村东南和西南方向的小石桥。河水从东边潍河方向流过来绕村庄成凸字型向北边的村庄流去，河水很深，没有好水性的人断不敢擅自凫水过河。

因此，两座小桥就形成了锁钥之势。若有人进出村庄不想经过小桥，要走极远的路，绕到邻村的过河之桥，再迂回到村子后面进村。

于是，夏收和秋收两季庄稼上场的最要紧的日子里，东桥和西桥各有人把守，负责对进村的每一个人搜身，我们称之谓“翻提篮”。

提篮就是草筐。不论你草筐里装了啥，不论是装的东西或浅或满，都要将草筐倒扣过来，清晰见底，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。

守桥搜身的人大多是村里游手好闲，平日里不受村民待见又无所事事的缺心眼的嘲巴，或者无赖。一年中就等夏收或秋收这短暂的日子里，过一段趾高气昂，不可一世的风光日子。常常地，早晨岑寂的村庄，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，就听见桥头搜身人对疑似顺手拿生产队庄稼的嫌疑人怒吼声了。那吼声，故意高亢，充满了此时此刻舍我其谁的高傲。

大多数村民习惯了被先当贼看待然后倒扣草筐，或口袋外翻证明自己清白的例行的程序和早已麻木的日子，更不屑与搜身的无赖多费囗舌。因为，日子还得过下去，用不了几天，村庄就会归入平静。

挨饿的日子，我也会去偷。

家里人口多，粮食少，夏麦口粮分不到家，常常地家里粮食就断顿了。奶奶将一个长长的包袱缠在我的腰间，两头系紧，再将粗布褂子拉下来。这时节，守桥搜身人已经上岗，但出村，不会受到任何怀疑。我步履轻盈，目不斜视，向着村外远处的麦田大步走出。

已经淡出了守桥人的视线。田野里，风吹麦浪，熟麦的干热风已将麦子褪出了绿色，饱浆后渐已成熟的麦香弥漫在周围。我选择一蓬松暄软的土埂躺下，将身上的包袱展开，揽过一把麦子，把麦仁儿一把一把搓下来。麦芒尚未发硬，麦仁儿尚微柔软。就那么一把把地搓，只消一袋烟工夫，便是半包袱麦仁了。

我将包袱卷好，再缠在腰间，两头系紧，然后起身。

不可能也不敢循原路回去。我常去村东的芦苇荡摸苇莺儿蛋，知道哪里水深水浅。淌过芦苇荡浅浅的温热的水域，便是苇荡中间硬硬的泥堰，从泥堰另一段爬上坡，便是邻村们庄稼地，穿过去，就是村子的东头。

现在想，既然邻村的庄稼地与我的村庄接壤，为什么不去偷邻村的粮食呢？估计那时想的更多，即便被自己村的人发现，也会碍于情面放一码；若被外村人抓住，一定是有不一样或不可控的后果。

奶奶将包袱从我身上解下来，锅里添了水，先盖一层草帘锅盖，把带了皮的麦仁在盖帘上铺一层，再把另一盖帘覆在上面，大火猛烧，不一会，小土屋里新麦的香气弥漫开来。

奶奶把蒸熟的麦仁放在簸箕里，用手搓去皮，再簸一簸，一家几口人的透着鲜香的新麦饭就好了。

日子过的穷，小偷小摸似乎不是什么太丢人的事。特别瓜果梨枣，但凡这些能入嘴的东西，大概我都偷过，但吃食之外的东西是断然不敢偷的，那时虽不明白什么大的道理，但也知道这是底线，一旦养成了习惯，从小偷到大偷，便要走歧路了。

村东芦苇荡里的泥堰，挡住了潍河东来西去漫灌的水，只留一豁口，任凭河水日夜向西流淌。水出芦苇荡便是河水的深处，流水下来，便有了鱼虾逆流上游。

记得那是一个深秋的傍晚，有许多人已经在村头乘凉。我拿了哥哥捕鱼的殻，招摇地从人群走过，还大声告诉别人下殻捕鱼虾去。可想而知，第二天一早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。我在芦苇荡里寻了半天也没找到哥哥的殻，还坐在邻村庄稼地的土坡上大哭了一场。

好像几个月后，我去同一生产队也算是好朋友二江家去玩耍，在他家猪圈小解时，抬头看到了我哥哥的殻。那殻的敞囗处，为了耐用，奶奶用我做裤子所剩的布条里外绷了好几层，就那天，我还穿着那条同样花色的裤子。

问二江，自然是百般辩解，拒不承认。

二江后来去了新疆，后来与一新疆维族一个叫什么古丽的女孩子结婚，再后来，听说偷马被判了刑。

已有三十年没见二江了。家乡自潍河东来的水已被后来新修的干渠截断，村前的河流已干涸，芦苇荡早已成了随季节耕种的农田。

想必，二江偷去的哥哥的渔殻，也早已无用了。